为了母亲的葬礼我做了最大胆的选择

发布时间:2019-09-08

  在她看到自己胰腺癌晚期的那纸审判书,知道自己只剩不到两个月的时候,她就想好了。尽管父亲和其他人始终觉得这种“体面”有违常理,不合规矩。

  我按下录音机的开关,两秒钟后,《You Raise Me Up》的歌声响了起来。亲友们按照排好的顺序依次上前,步伐轻缓,打破了应有的肃穆。

  被白色塑料菊花围绕的相框里,是母亲半年前在社区主持新春晚会的照片,橘红色丝巾打成蝴蝶结垂在她脖子下方那件黑色毛衣前,几只和丝巾同样颜色的猴子被调皮地绣在毛衣上。母亲刚烫了头发,细碎的小卷和那群猴子一样随性,时髦的深栗色把脸衬得颇有光泽。她一只手里拿着节目单,位置刚好,和丝巾的一条边形成一道直线,另一只手轻握着话筒,笑容和三十年前站在舞台中央做主持人时的神采毫无两样,嘴角上扬地恰好,身后的气球、彩带和红色落地窗帘,同她的目光一样闪烁。

  相框下方,是母亲经过一番打扮的遗体,枯瘦,如同被衣服包着的蜡像。她躺在铺着白被单的铁床上,等候这场告别。

  录音机里传出的歌声飘满整个屋子,哭泣声被旋律拥抱,它们捍卫着母亲要的尊严,一如她从未在人前流下一滴眼泪。

  “我早就猜到了。”母亲穿着早晨刚换好的病号服靠在床上,新换的这件衣服浆洗利落,边角整齐。病房没安排其他病人,除了她,只有我。她捋了捋头发,脸色虽然黯淡,目光却透彻,声音从笑容里传过来,传到我面前。

  昨晚,父亲在走廊里已经告诉我母亲得知了这个消息,她淡定的心态超出他的想象。“你老爸居然哭了,我都没想到!”母亲像个孩子似的,分享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,“这几天,从你们的表情、医生的措辞,我就意识到了,这回可不是胃病这么简单,不然早就出院了。”作为她一直以来的“盟友”,我一时语塞,不知该说些什么,只好挤出一声干笑。

  一周前,我照常給家里打电话,通常接听的那个声音变成了父亲,他告诉我母亲住院了,已经有三天,在做各种检查。我问他是不是老毛病犯了?他说前一天晨练,母亲胃疼得厉害,就提前骑着自行车往回走,歌友丁姨要送,她偏不让,怕给人家添麻烦。他不解:“每回喝点热粥就过去了,可这次到了下午还是疼,我就赶紧带她去省医院。”我似乎看到了电话那头的父亲,一脸无奈。

  用母亲的话说,那疼是前心贴着后背,骨头缝里都难受。只是谁都没料到,后背疼根本不是胃的毛病。

  那时我因年初刚做完的微创手术停了手边的工作,在北京家中休养,婉言谢绝了很多找到我想一起做事的朋友。但偶然的机会,我认识了雨果奖得主、《北京折叠》的作者郝景芳,当时她创办的教育机构正在寻找具有PBL课程研发经验的负责人。我的履历和野外科考背景虽然与这个角色要求不符,但因为对她对教育梦想的钦佩仍然非常想为自己争取这个机会,于是我拜访了她的公司和团队,并在五一小假期来临前参与了他们举办的教师招聘会。但就是在那天晚上,我得知了母亲住院的消息,那一刻它大过所有外在的渴望和憧憬,大过自己勾画的梦,只希望可以回到她的身边。

  记得消化内科的病房有六七十米长,那天没有床位,我远远看到一个弯曲的背影坐在护士站对面的加床上,一只手扶着腰,头发有些乱。周围的人匆忙而过,没人注意到她,她只是众多病人中的一个,无数悲痛中的一个注脚,生死离别每天都在上演。听到我和父亲走过来,母亲回过头,露出了舞台上才有的笑容,她用扶着腰的手搂住我说:“闺女回来了。”

  我帮她把头发理到耳朵后,笑着哄她:“回来过五一,不然我爸演出,没人陪你。”

  假期过完,省医院消化内科的孙主任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,拿出几份检查结果,指着其中一组有癌变指向的数字说:“根据我们的经验,现在怀疑是癌,如果你们想尽快确诊,建议去做个PAT,比核磁还清楚。不过是自费项目,1万,现在交钱还来得及预约明天一早的检查。”父亲不在,他为了几天后的演出去参加京剧社的排练了,这是他乐此不疲的业余爱好,甚至成为了最重要的事。从这时起,我开始替母亲做很多决定,她对我充满信任,和我童年对她的依赖一模一样。

  第二天早晨,我从护士站借来轮椅,推着母亲前往B1的核磁室,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做PAT。我没有把医生的推测告诉父亲,尽管我已有了预感。

  坐在放射室门口的长椅上,我盯着头顶的灯来来回回,一闪一灭,看到连挂钟的指针仿佛也停了。它们朝我的眼皮凶猛地压过来,直到门被忽然推开,一个干涩的声音喊着“吴玲家属,接病人!”我才再次清醒。走进放射室,我看到玻璃后边的操作间里有位戴口罩的医生对着一张片子看,我便过去打探母亲的情况。

  那位医生把口罩摘下来挂在耳朵一侧,看了看我,问我是不是也在医院工作,我迟疑片刻摇了摇头,他便没再说什么,只是把目光落在手中的片子上,我注意到上边有几处发白的大光点,亮到晃眼。

  在后来所剩不多的时间里,每当我拉开病房的窗帘被晨光射中,就会想起那天看到的光点,那是癌症晚期的标志,在打印出的彩图里,它们像飞舞的萤火虫,连成死亡的讯号。

  推着母亲往回走,经过连接消化内科和肝胆病房的长廊时,她说阳光真好,可却觉得冷,她披着绒衣,腿上盖着毛毯。这是刚入夏的六月,我感到自己坠入了冰窟。

  两天后换成父亲陪护,他第一时间知道了结果,让我去病房外的阳台找他。我看到他靠在斑驳的扶手边,地上满是烟头,有的还没有燃尽,冒着烟。看到我来了,他戴上眼镜,吸了下鼻子,把攥成拳头的手挡在嘴边轻咳了两声。“结果不好,胰腺癌,晚期,真是没想到。”他顿了顿,终于哽咽地抬起头,红着眼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绝望。

  “你妈这病几十年了,她年轻时演出总是饥一顿饱一顿,疼得再厉害也没住过院,也没当回事,这是头一次。”他看我没有出声,自己继续说起来。

  晚霞被染成紫色,天开始往下沉,把云一片片全带走了。我们望向远方,没有再说什么。

  随着母亲的病情日益加重,父亲开始通知亲友,他播出的每一通电话,都像她身上扩散的癌细胞,当人们一个接一个都来探望过她,通往死亡那扇门,便被推开了。

  母亲是承德人,从小有副好嗓子,会跳舞,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,家里兄弟姐妹中,她最受身为军官的外公疼爱。不巧赶上“文革”,外公被打成,母亲和几个兄弟姐妹被迫上山下乡,劳动改造,外婆受不住打击精神出了问题,到晚年还念着自己抗美援朝的经历,要找组织讨说法。而一向有傲骨的外公最终气不过家人遭受牵连,不到四十就过世了。母亲每次和我讲起她的身世都带着从前的骄傲,哪怕是之后嫁给了铁路工人出身的父亲、离开承德去了平泉剧团,都始终站在舞台中央。

  身为主持人的她总是第一个出场迎接观众的目光与掌声,那份光鲜中透着外公身上特有的自信,台前幕后,多苦多累,她都保持着微笑,不服输。后来她调到了河北交响乐团做办公室主任,接待国内外专家、安排演出,把里里外外的事情处理地有条不紊,连退休后移居美国的老团长得知她住院后,都特意发来指挥当地乐团演奏的祝福视频,给她打气。

  也正是年轻时那段随剧团四处演出的经历,让母亲习惯了不规律的饮食,有时画完妆扒上几口面条便上了台,有时演出结束再回到宿舍吃夜宵,久而久之得了胃病,还悄悄埋下了一颗疯狂的种子。

  母亲一定常想起自己的父亲吧,外公的坚毅是她心里的丰碑,传給她的倔强让她没在人前掉过一滴眼泪。

  除了每天使用消炎药和开始不断增加止痛剂量外,留在消化内科已毫无意义。医生说病人的情况各不相同,如果心态乐观,说不定能熬过六个月,与其躺在病床,不如趁最后的时间实现母亲的心愿。我为她办好出院手续,开够一个月的药,装了满满一大袋。

  母亲的心愿是回到乳山。2017年她和父亲在那里买了套养老的房子,临海,靠山,天蓝得直熏眼睛,跟大海翻了个跟头似的,沙滩边的松树挺拔,有雕像般的弧线。那年国庆过后,我回去看她,我们一起到离家不远的广场散步。母亲已不再年轻,可还像个孩子似的把脚埋进沙里让我跟她一起玩。我们一起低头去吹脚面的沙子,发现一只海蛎子时,她就把它放在掌心給我看,手心皱起的皮肤和残缺的贝壳连成一个大圈,像是构成了她生命的预言。我想起她年轻做演员的时光,每个动作都带着韵律,连笑起来的弧度都是。母亲一生都在努力给人呈现最好的一面,我知道,只有面对这片海时,她才做回了自己。

  出院那天她和所有人告别,笑的格外开心,可走到楼下却下起雨来,连续五天,淅淅沥沥,像是止不住的泪。

  知道自己的病情后,母亲信了基督,她说这不是巧合,家里早就有本圣经,是一位叫桂兰的歌友送的。正是从那时起,桂兰每天上午都会准时赶到医院为母亲祷告,唱赞美诗,从不在意旁人的眼光。

  父亲有时会不解地笑笑,带着调侃。对他来说,这是个陌生的世界,他更愿意把母亲的后事交给医院对面那家丧葬服务中心,那里有一套大家都在遵循的流程,代表着他心中恪守的准则。

  回到家后,母亲剪了短发,坚持要去教堂,坚持要登上近百级的台阶,亲自走进教堂的大门,但她的身体已不能坚持走很长的路,无论是劳累或感冒都会让她的情况变得恶化。牧师就带着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抬着母亲身下的轮椅,把她送上去。推开门,唱诗班已经开始演唱,我把母亲推到一侧安静的位置,她拿出赞美诗,右手紧按着胸口,跟着唱起来,目光一直望着祭台上的十字架,没有离开。唱完三首歌后,母亲感到疲惫,她已经撑不住了,我们把她抬下去,请牧师做了洗礼,那场景就像一幅祭坛画,母亲似乎已没有遗憾。

  从教堂回来的那天下午,她说自己做了一个梦,有个身穿白袍的人把她带到一片鲜花盛开的草地,问她这么美的地方,怎么还不来呢?母亲让我猜梦里是什么地方,我说当然是乳山,你一直念叨着要回去,不是乳山还能是哪儿?

  站在床边,我一下下吞咽着口水,脚下仿佛生了根,动弹不得。雨还在下,伴着雷声,铁算盘综合资料,越来越大。

  当天夜里,母亲的疼痛发作,我和父亲再次把她送回医院,她眉头紧皱,抓着我们的手直到天亮。

  持续发烧如同抽到了一支“凶”签,意味着母亲的身体正在发生病变,也是引发这场疼痛的唯一解释。

  再次住院的第二天,她被转移至肝胆外科,专家会诊得出“胆被挤破,脓水正在扩散感染,需要马上手术”的结论。主治医生把我和父亲叫到病房外,我们需要马上确定是否给母亲进行手术。手术的风险很大,她恐怕承受不了开膛造成的伤害,但如果不做,感染带来的后果会直接导致其他器官的恶化,或许连一周都熬不过。

  摆在我和父亲面前的两条路,对母亲而言都有可能是致命的。我回到病房问她怕不怕,她平静地说:“都走到这一步了,还有什么可怕?”

  赌一把,我心里忐忑,来不及和自己徘徊,匆匆回到父亲身边,请他在手术风险书签下名字。

  四十分钟后,母亲被推往手术室所在的六层。出了电梯便看到一间有两扇大玻璃门的等候室里坐满了家属,他们面朝上盯着电子显示屏的字幕,那里正滚动着患者的名字,人们通常一等就是三、四个小时,马上我们也会坐进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没人感到困倦,吸烟室亮着灯,自动饮料售卖机里只剩几罐红牛。

  除了等待,还是等待。3个小时并不算长,可蓝色的大屏幕却静得像一潭死水,我们没得选。

  “吴玲家属!”手术室的门一开,我、父亲及赶来的亲友一拥而上,围住穿绿色手术服的主刀医生。“手术很顺利,脓水都处理干净了,不过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,你们知道就好。”医生告诉我们母亲情况特殊,已转到ICU重症监护室观察,不再归肝胆外科,他显然松了口气,而母亲则进入了另一道鬼门关。

  用电影里的生化实验室形容ICU毫不为过,在这里,人的尊严被拿来展示,承受力受到最大程度的挑战。疼痛最终会使人麻木,不记得自己,也不想记得这个世界。等候的每一分种都格外漫长,我不停去看手机,生怕错过医院的来电,又生怕手机响起,听到的是另一个结果。

  终于,两天后ICU通知我们可以接母亲出去了。可当我看到她被推出来时脸上惊恐的神色,便知道她是怎样度过这炼狱般的48个小时了,她甚至有点说胡话。

  回到肝胆外科,母亲被安排在护士站对面的房间,这里只住病情最重的患者。她慢慢平静下来,看到熟悉的面孔围绕身边,不再害怕,这是确诊后的第26天。从这天起,父亲的亲戚朋友、母亲的妹妹及歌友们开始轮流陪护,直到最后。

  可刚一进入六月,她便在凌晨突然唱起样板戏,像着了魔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还不到四点,母亲被疼痛折磨醒来,唱起熟悉的《红灯记》。她目光空洞,直勾勾穿过我的身体,咬紧牙关断断续续唱着:“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,顶天立地……跟你前进不彷徨……红灯高举……打豺狼,打下去……” 魂魄被吸走了似的。陪床的歌友用力为她揉背,她如同任人摆布的木偶被按下演唱开关,摇摇晃晃,只是没有了头顶的聚光灯和台下的掌声,只有伸向寂静的利刺将她一圈圈捆绑。

  我不情愿地找来护士为她打止疼针。没有人不清楚,在止痛的同时她昏迷的时间也会变得更久。那天醒来,她再也说不出任何一句话,开始认不清人。

  母亲的主治医师曾无奈地问我:“难道你想让病人清醒地和你聊天么?那她得承受多少痛苦?不能说话很正常,她的器官最后都会衰竭,只是早晚的问题。”

  除了母亲的病房从没关过灯,其他屋子都会传出匀称的鼾声,偶尔有人咳嗽,我猜也该是幸福吧。

  好友晓旭在我生日这天专程过来,带了亲手做的蛋糕,说是一份寄托,给我和母亲。父亲见到晓旭热情地招呼,递上饮料水果,从母亲的病情聊到了即将准备的葬礼。他告诉晓旭,昨天母亲的一位朋友居然要按照基督教会的形式为母亲告别,把唱诗班、牧师、小乐队都带到殡仪馆去。

  还没等晓旭开口,父亲又露出了不解的笑容,身子前倾:“哪有这么搞的,还不让外人笑话!?晓旭你说是不是?”

  “我活了大半辈子,没见过这么搞的,得按老祖宗的传统来,那才像话。里边讲究多着呢!你们别不信。再说了,殡仪馆也不允许教会的人这么搞啊?”父亲自信地把他的理论讲給晓旭,旁边陪护的四姨看着他,淡淡和我说了句:“你爸还真是老讲究。”

  “叔叔,阿姨活着不能由自己,死还不能随心么?”晓旭忍不住了,说出憋在我心里的话。她是我最好的朋友,如同四姨和母亲的关系。

  父亲一愣,去拿桌上的保温杯,瞧向母亲,病房里一阵沉默。这时有父亲的朋友探病,带着果篮鲜花进来,看到昏睡的母亲不禁激动,画面令我想起母亲在凌晨唱的样板戏。

  晚上姑姑来了,父亲把我们叫到病房外,商量起母亲的后世,他搬来了救兵,要让我知道他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。姑姑显然尊重父亲的想法,也毫无疑义的支持他的观念,成长的岁月将他们紧密连在一起,那是张密不可破的网,我却不像一个女儿,更像个挑衅权威的反叛者。为了母亲,我据理力争,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忽然起风的夜晚变成一把锋利的手术刀。护士站的灯晃了一下,值班医生拧开水龙头洗手,那水流了很久,和打在窗户上密集的雨丝连成堤坝,闪电紧跟着,水势上涨。

  “我告诉你!这事儿也得为你爸想,不然他面子往哪搁?身边的人怎么看他?都是为了你妈好,不穿上棉袄棉裤,下边冷!”姑姑义正言辞地指责我。

  “我妈不去下边,她怎么会冷?”这些字从我嘴里一个个吐出来,冲破姑姑凶猛地气势。

  父亲一言不发,从裤兜掏出烟盒和火机,他明知道楼道里禁止抽烟。屋里,氧气面罩架在母亲鼻子上,监控器显示出她的呼吸和心率起伏不定。

  “医院对面就有家殡葬用品店,咱们去看看,兴许你妈也觉得合适呢?”父亲终于说话,作为家长的他破天荒做出让步。

  暴雨刚走,闪电还在头顶跳动,我踩进躲不开的水坑和父亲穿过停车场,脚面被水坑里的泥土碎石堵得难受。

  那是家不大的丧葬用品店,但可以承包从穿衣、设灵堂、火葬、灵位寄存到选墓地等全部需求,老板是位留着平头、身形结实的人,说自己继承了祖辈的活儿,我们可以绝对放心,保证让母亲走得安心。店里的三面墙被各色骨灰盒、金银被褥、大红棉袄、元宝纸钱摞满,桌上的笔记本电脑正播放一档综艺娱乐节目,爆笑声传出来,将气氛搅得荒诞。

  父亲对着雕刻精美的紫檀木骨灰盒看了又看,问我行不行,又指向白色缎面的床单说:“都要一个色的!”

  “叔儿,金银俩色,咱们这儿都是这讲究,错不了!”老板笑了,在他眼里,我们闹了笑话。他接着把配套的东西说了个遍,列出价格,給父亲递上名片,正面印着——小刘丧葬服务中心,专业品质,值得信赖。

  “叔儿您随时打电话,我过去得快……”又一阵爆笑声从电脑传来,老板的声音被次瞬间淹没。

  那晚姑姑陪床,父亲骑电动车带我回家,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,他说到时就用母亲春节在社区演出那张彩色照,能代表她做主持人的身份,也漂亮,再套个白框,显得有气质。其他的还得按习俗来。

  路过一家还没打烊的糕点店,父亲忽然停下来说:“晓旭的蛋糕忘了拿,给你再买一个,今天你生日,我都想着呢。”听得出他有点得意。

  想起小时候父亲骑自行车带自己看病的日子,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回家后他为我煮的一碗西红柿鸡蛋面,我抓着电动车的后座没有松手,从嗓子挤出一句连自己都快听不清楚的话:“行,去看看。”

  在母亲还能发出微弱地声音时,我告诉她葬礼举办的方式会按照她的意愿摆放彩色照片、播放她喜欢的歌,其他的由父亲主持,尽他的心意。我看到母亲的嘴角向上扬起,眼缝里的瞳孔在动。

  母亲走时是个清晨,小刘老板在半个小时内赶到病房,有条不紊地启动了葬礼流程。他交给我一把黑雨伞,让我务必遮好母亲的脸,说见了光下面不收。又是下面!我心里一惊,就这样陪着母亲冰凉的身体钻进小刘的车,横穿过整座灰暗的城市,前往殡仪馆。

  接待完远近亲朋的吊唁,三天后,家里撤掉灵堂,我终于再次见到母亲,她已化好妆,躺在殡仪馆的铁床上,红棉裤外套着红格长裙,身下铺着小刘准备的金银两色床单。我把拎来的录音机放在一旁,里边是《You Raise Me Up》,等待循环播放。

  歌声响起,托住人们的哭泣,朝屋顶盘旋上升,捍卫着母亲的尊严。那段旋律无论在我推着她走向焚化间的火海、看她化为一堆白骨,还是面对摆在院子里那座巨大的遗物火化炉时,都始终飘在头顶。我抱住母亲的灵位跪倒在坚硬的水泥地,看面前的炉火把她的痕迹带走,像从没来过。火舌贪婪地吞食着衣物、纸钱,母亲能否顺利抵达父亲说的那是世界,要靠它来检验。

  葬礼办的体面,沸沸扬扬,出乎父亲意料,他谢过亲友,如释重负地说:“圆满了!”

  一个月后,我取出母亲寄放在灵堂的骨灰,带她重返乳山。看着骨灰游向大海深处,我把录音机摆在灵位旁,再次按下开关。

  《You Raise Me Up》伴着海浪的节奏唱起来,海面银光闪闪,宏大得像一首赞美诗。

  我不再和父亲争执彼此的信仰,那年春节也没有和他一起度过,像一根紧绷的皮筋终于失去弹性,我们按照各自的方式面对着不再团圆的除夕,虽然落寞,却给与了对方充分的尊重。

  重返职场带来的起伏让我重新审视生活,勇敢回望身后的自己。在扭转不了的是非面前,评判的标准无非关乎一份得失计较和心底不敢承认的欲望罢了。

  海汹涌澎湃,它卷起沙滩上所有的痕迹,推回生命的起点。再精彩的人生出演终会在掌声中落幕,如同潮起潮落,将时光洗刷殆尽,一切归零。

  关注三明治已经很久,一直看别人的故事,不同生活,境遇百态,直到有一天自己终于鼓起勇气写下过往的经历。母亲去世并不是我最早确定的主题,但胖粒老师自始至终像个朋友,给我打气,让我放下心中的羁绊,直面过去。在困境、绝望、无助和对抗中重新厘清思绪,与自己达成和解。

  在短故事学院,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表达,更是帮助我们找回心流的方式,感激胖粒和我一起前行的日子,让我看到了生活更广阔的意义和样貌,哪怕是面对死亡,都可以如一场狂欢。活得真实可爱,才是最好的自己。感谢三明治。

  本文由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。点击了解短故事学院,或直接联系三明治小治(little30s)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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